多種養殖模式共存的中國養禽業遭受禽流感重創
發布時間：2013-07-03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已然遭受重創的中國養禽業，仍是疫情“家底”模糊；在多種養殖模式共存的情況下，各環節的系統性問題尚有待解決。
5月23日一大早，廣東省東莞市道鎮八匯三鳥批發市場。滿載活禽的卡車一輛輛等待駛入場內。每輛車上足足裝滿近2000只雞或其他活禽，它們緊緊地擠在數百個籠子里。經歷了長途運輸以后，這些雞不是閉著眼睛、耷拉腦袋，就是張著嘴大口喘氣。在進場之前，當地動物衛生監督所的工作人員對每一輛卡車進行檢查，先查驗車主出示的《動物檢疫合格證明》，再觀察車里的活禽是否健康。
廣東人把活禽市場稱為“三鳥市場”，意指雞鴨鵝三種禽類。由于飲食上有講究“活鮮”的傳統，長期以來，在中國尤其是南方地區的市場里，都以活禽交易為主，而不像國外，由屠宰場統一宰殺，經冰凍后再運送到銷售終端�；钋萁灰资侵袊仪莓a業與國外的顯著不同之一。
自今春在長三角地區發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例以來，疫情范圍波及全國多個地區，廣東省也因此加強了對家禽飼養與交易環節的檢疫工作。4月底，由于采自東莞禽類批發市場的標本中有一例“疑似H7亞型禽流感病毒”，農業部門便立即撲殺了當地批發市場的近10萬只家禽，并采取了休市、衛生消毒等措施，這些場所的動物檢疫工作也普遍得到強化。在八匯三鳥批發市場落實這些措施以后，運送活禽的司機們還沒進場就感到了與往日的不同。
“活禽市場”，禽疫的“死穴”
“在進場卡車中，要認真進行檢疫是很難做到的。只憑兩眼看一看，一支棍子捅一捅，那也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籠里即使混有死禽也很難發現。”眼看著一輛輛卡車開過消毒池再進入市場，陳伯倫評論說，“這樣的消毒方法也是自欺欺人，消毒池里的消毒藥濃度無保證，卡車經過消毒池，也只是洗一洗車輪而已。車上的籠子、禽只無法消毒，糞便及分泌物中的病原體照樣被帶進去。”但是他也承認，如果將車上所有的籠子都卸下來，將車內外沖洗干凈后再行消毒，這對于每天進出數萬只雞鴨的活禽市場來說，也沒有可操作性。
陳伯倫是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原佛山農牧�？聘叩葘W校）的退休教授。提到中國的禽流感，很難繞開這位中國首個禽流感病毒的發現者。作為一名老資格的獸醫學專家，陳伯倫對今年禽流感的關注更強烈，對全國養禽業疫病防治的問題直言不諱。
行走在八匯三鳥批發市場里，道路上到處散落著禽類的糞便和羽毛，強烈的氣味令人不敢大口呼吸。在這個能容納兩萬只活禽的批發市場里，工作人員介紹說，他們每月休市兩天，為了清掃糞便和消毒。在一個全是白羽雞的大棚里，一只雞伸著兩只爪子趴在地上不斷抽搐，怎么也爬不起來。懂行的市場管理人員只看了一眼便斷言，“這只雞得的是維生素B1缺乏癥。”
“在活禽市場里，不同來源的禽類都交匯在一起，它們體內攜帶的禽流感病毒就有機會發生交換。如果當天運進的禽只沒有賣完，它們就會在市場里滯留數天，發生這種情況的風險就更大了。”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陳化蘭指出，此次H7N9病毒重組的過程，就極有可能發生在活禽市場。陳化蘭的實驗室雖然遠在距離廣東三四千公里以外的哈爾濱一隅，但是在中國每次出現禽流感疫情的時候，這位年輕女科學家的聲音都舉足輕重。作為用先進的分子生物學方法來研究禽流感病毒的專家，陳化蘭的研究在獸醫學界可謂陽春白雪。5月3日，她的一項最新科研成果在《科學》雜志在線發表，這項研究正是人為地模擬了禽流感基因錯配的過程——不僅“制造”出新的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還證明了它可以在哺乳動物間傳播。她的這一研究結果立即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也包括對其帶來的生物安全問題的質疑。
在今春出現人類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以后，中國科學家對禽流感病毒的科研水平得到了一次集中展示，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得以快速發布，不得不承認，發生在十年前的SARS疫情在整體上提升了中國傳染病科研的水平。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在5月出版的《柳葉刀》雜志上發表論文，從基因溯源上推斷了此次H7N9病毒來源的幾種可能。該論文得出結論：病毒的傳播可能發生在中國雞群運輸的過程中。
對于活體動物轉運和交易的風險，遼寧省動物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王軍撰文說：中國幅員遼闊，動物養殖數量龐大，活體動物及其產品大范圍調運頻繁，加上檢疫技術差，使得動物傳染病的傳播打破了固有的模式，其傳播的速度大大加快。
如果不考慮對家禽產業的沖擊而單從安全方面考慮，很多專家都認為，中國的活禽市場應徹底取締。
疫情敏感，“家底”模糊
然而，對整個家禽業的管理不可能不考慮中國人現實的生活需求，也不可能不算經濟賬。提到今年人類H7N9流感疫情對家禽業造成的重創，山東省農科院副院長逯巖拍著桌子說：“我們的心都在流血��！現在每天都有上萬只雞苗被處理掉，可實際上，并沒有證據確認任何一只雞因感染了H7N9而發病，煮熟的雞肉也是安全的，養雞業真是太冤枉了！”H7N9怎么能被叫做“禽流感”呢？逯巖對此耿耿于懷。2009年全球爆發的H1N1流感，開始被叫做“豬流感”，世衛組織后來考慮到這個叫法會產生誤導，令消費者不敢吃豬肉，便將其更名為“H1N1甲型流感”。因此他認為，按此邏輯，這次感染人的新流感病毒也應更名為“H7N9甲型流感”。
“禽流感一來，雞賣不出去，雞苗都要被殺死，一些養雞戶就垮掉了，導致整個行業萎縮。等到禽流感風頭一過，雞肉價格漲起來，大家又一窩蜂去養雞。長久以來，養雞業就處于這樣的波動之中。”今年65歲四川人江朝文有20多年在養雞業工作的經驗，多年以來，他目睹了在大大小小疫情的沖擊下養雞行業不堪一擊的脆弱局面。對他而言，今年由人類H7N9疫情引發的這場災變似乎是又一個輪回。
5月30日新華網發布消息說，河南省周口市已于28日終止了流感流行應急響應。至此，中國所有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區均已終止了流感流行應急響應，相關防控工作轉入常態化管理。據官方的統計數據，截至5月27日，中國內地共報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確診病例130例，其中死亡37例。這條消息還說，由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被推測與禽類接觸有關”，中國農業部在第一時間制定緊急監測方案，全面開展家禽疫情排查和病毒監測。
即使僅僅基于一種“被推測”的因果關系，人類禽流感疫情也已然對家禽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根據農業部的統計數據，截至5月10日，受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疫情影響，家禽業損失已逾400億。山東是中國的家禽養殖大省，逯巖估算認為，全國每天損失15億，而山東就要占到2.5億。
實際上，盡管在科學上還難以快速確認一種新的流感病毒亞型到底是來源于何處，但在十幾種常見的雞病里，禽流感畢竟被認為是唯一可由禽類傳染給人的人畜共患病。比如，已被確證的疫情中，自1997年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首次由動物傳染給人類以來，它在全球已累計造成374例死亡。因而，作為一種最能挑動各國政府與民眾神經的禽病，禽流感疫情關乎養禽業的生死。
然而，整個社會對禽流感疫情的高度敏感，并沒有令中國養禽業對這種疫病給出一個“家底”：在中國大大小小的養雞場里，究竟有多少只健康的雞攜帶了禽流感病毒？其發病的真實水平又如何？以H5型禽流感的發病情況為例，《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接觸到的所有專家都未能對此給出一個清晰的描述。實際上，自2004年蔓延中國16省的H5N1禽流感疫情結束以后，農業部就沒再通報過新的禽流感疫情。“如果官方都說沒有，我們怎么敢說有？”有些專家連連搖頭。
近些年，各地各級政府都要層層簽署《防控重大動物疫病工作責任書》，其中明確表示要“努力確保不發生區域性重大動物疫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指出，一些地方的應對思路就是不知道不用辦，知道了不好辦，千方百計把明明知道的變為不知道，把禽流感說成是其他病。否則，一旦出了事，就要追究當地政府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自己的地盤上有疫情？
不少專家認為，H5型禽流感實際上一直存在，不過呈散發狀態，近幾年沒有出現過全國的大流行。最近的一次是在2012年9月11日，新華社報道說，廣東湛江一肉鴨場發生H5N1禽流感，發病鴨14050只，死亡6300只。但是據上述專家所知，其他地方即使發生了類似疫情，也時常會被當作大腸桿菌或沙門氏菌感染來處理和上報。
“速成”的煩惱
一只雞在這個世界上停留時間的長短，隨品種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如果是快大型白羽肉雞（以下簡稱白羽雞），只需短短的35天至47天它們就走完了一生。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里，它需要從一只體重只有40克左右的小雞苗，迅速長成重達2.5千克的成年雞。黃羽肉雞的壽命要稍微長一些，大約需要八九十天才能長到與白羽雞同樣的重量。而肉質最好的土雞，則需歷經130天才能剛剛長到1.5千克。
養雞業通常追求一個指標叫“肉料比”，即以每增加一千克體重需要吃多少飼料來衡量養雞的效益——肉料比越低，投入產出的效率越高。在各種雞中，白羽雞的肉料比最低，這種曾被大眾媒體描寫成“速成雞”的品種，平均吃1.7千克的飼料就能長1千克肉。
然而，肉料比不等于一切，低肉料比帶來的一個問題是：生長速度越快，雞體的免疫系統就越弱，尤其是白羽雞，對疾病的抵抗力幾乎不堪一擊。其結果是，相比10年前，中國養雞的生產效率不是在上升，反而在下降。過去，每套父母代種雞一年能提供120只左右的商品代雛雞，現在往往連100只都很難做到。原因之一，就是這10年里出現了更多復雜的傳染病，其中，禽流感即是養雞業面臨的困擾之一。
山東健牧生物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秦卓明介紹說，中國每年由病死雞造成的損失通常就在人民幣200億元左右，養殖水平與國外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國外養雞場的死亡淘汰率一般不超過5%；而在中國，即使是飼養環境較好的養雞場，也有10%的死淘率；如果把散養農戶也算進去，全國養雞業的死淘率高達20%。
禽流感病毒對雞群的威脅并不只是直接致病造成死亡。雞群容易感染的禽流感病毒亞型主要有兩種——H5N1與H9N2。其中，H5毒性強，雞只一旦“中槍”就難逃厄運。而H9較為溫和，商品肉雞如果感染了H9，除非遇到飼養環境糟糕、氣候條件不利的情況，否則很少發病。但H9的作用與人感染艾滋病毒的結果類似——可以導致雞體的免疫力下降，增加雞感染其他病菌的危險。秦卓明說，“商品肉雞有60%的病都與H9有關，但最終表現出來的疾病，往往是大腸桿菌感染等別的病。”
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中心研究員吳延功則在2012年的一次會議上透露：根據2010~2011年禽類流行病學調查的結果，禽流感病毒在中國健康雞群中的檢出率已達9%，也就是說，大約每10只雞里就有一只帶禽流感病毒。這其中有1%是H5，2%是H9，剩下的是其他亞型。而通過檢測送往本實驗室的發病雞，禽流感檢出率更是達到了80%以上，這表明臨床上大多數病死雞的死亡原因都有禽流感的參與。
多種模式與生物安全
很多年以前，陳伯倫去過澳大利亞考察養雞業，可是他最終連雞場都沒能進去。他說，國外的養雞場一般都設在離開人煙很遠的地方，不允許外人隨便進入。參觀者只被允許在50米以外的地方遠看和拍照。
對養雞場來說，人是最大的污染源。秦卓明說，最規范的隔離措施是，在進入雞場前工作人員要洗澡、換消毒衣。如果不是雞場工作人員，還需要隔離幾天才允許進入。但國內的養雞場往往無法做到這么嚴格。
按照養禽業總結的規律，疫病的流行與兩個密度有關。秦卓明解釋說，中國的養雞場主要集中在幾個地區，如山東、河南、廣東等。與20年前相比，養雞場在這些地方的分布密度翻了20多倍。在理論上，雞場分布的密度每增加一倍，發生疫病的幾率要擴大四倍。動物傳染病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劉秀梵指出，很多規�；酿B殖企業被周邊的庭院式養殖包圍，生物安全措施防不勝防，疫病傳入的風險很大。
秦卓明提到的另一個“密度”是指養禽場內禽類分布的密度。據他介紹，以前，一棟雞舍最多養1萬只雞，現在動輒就是十萬余只。如果是放養的土雞，雞還能有一定的活動范圍，而絕大部分肉雞，終生都在雞舍或籠子里度過，它們的平均居住面積只有0.067平方米——即每平方米就有15只雞。而國外在高密度飼養環境下，則采取“強通風、遠隔離”等措施，使病原體的濃度達不到致病的程度，養雞效率仍然很高。
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是，鴨與鵝的養殖同樣是構成養禽業的重要部分。比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養鴨國；而中國首次被鑒定出來的禽流感病毒就是從廣東病死的家鵝體內發現的高致病性H5N1病毒，它又被稱為“廣東鵝”毒株。實際上，與養雞業相比，養鴨業的情況更令人擔憂，這是因為，作為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帶病毒的鴨子本身很少發病，因而禽流感防控措施也很難在鴨場得以很好的實行。
在水澤密布的中國南方，“豬雞鴨鵝—魚塘”的混合養殖模式仍很普遍：在池塘邊建一個鴨圈，靠鴨子的糞便來養魚，旁邊再養一些雞，用雞糞來喂豬。在養鴨的問題上，陳化蘭與陳伯倫的看法一致：這種傳統的養殖模式暗藏了最大的風險，使得禽流感病毒極有可能在不同物種間輪轉，從而最終獲得感染人的能力。
世界糧農組織將養殖場的生物安全水平由高至低分為4 類，其中第4類是“僅有最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庭院式生產”。2010年，劉秀梵在《生物安全：我國動物疫病防控中的關鍵問題》一文中指出：中國大多數的養殖企業都處于最低水平的第3類和第4 類，僅有少數企業能達到第1類和第2類。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養殖業皆為第1和第2類的大型集約化飼養系統，甚至于巴西和泰國等發展中國家，也主要是高生物安全水平的大型集約化飼養系統。
對于造成禽疫的原因，很難把某個單一因素拿出來作為罪魁禍首。秦卓明說，“這是一個系統問題。外國人來中國開養雞場，按他們的辦法來防病都防不住，因為國外沒有那么多的病，（中國的）大環境跟國外就不一樣。”他掰著指頭說，“從種源、管理方式、人員素質、免疫、飼料等各個環節來說，都存在問題。”
免疫與撲殺之爭
全球范圍內，在養禽行業對禽流感實行免疫措施的，除了中國，就只有越南、埃及等幾個發展中國家。其他大部分國家如歐盟與美國，都不給家禽打疫苗，只是實行嚴密的監控，一旦出現疫情，就采取撲殺措施。
由于2004年禽流感疫情造成的慘痛損失，自2005年開始，國家決定在家禽業推行強制免疫，注射的疫苗包括H5N1與H9N2。其中，H5N1疫苗的研發權屬于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該實驗室主任陳化蘭介紹說，對凡是國內出現的禽流感亞型，他們都會做疫苗儲備，“但用不用，決定權在政府”。
到底要不要給家禽注射禽流感疫苗？對于這個問題，中國養禽業的專家們意見不一。陳化蘭認為，對H5N1禽流感實施強制免疫措施，是中國在應對禽流感方面做得最為成功的一件事。自實行免疫政策以后，國內已經不再出現H5疫情。
一位拒絕透露姓名的農業部專家也解釋說，之所以在中國不宜實行撲殺的政策，是因為國內對家禽較為普遍地采取散養的方式。一旦發生疫情，光靠撲殺成本太大，并且也難以徹底殺凈。有數據顯示，2011年，國內肉雞養殖數量在2000只以下的養殖戶占總數的97.9%。
但打了疫苗就一定有效嗎？陳伯倫在2008年調查過幾個嚴格實行免疫措施的養雞場，他發現，在接種疫苗后，雞群會因個體差異而產生不同的抗體水平。也就是說，即使是100%的免疫，也很難100%達到一致的免疫效果。中國目前的現實是幾乎完全依賴疫苗免疫，而忽視養殖環境的生物安全，這也不可能有效控制疫病流行。
2012年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召開的一次禽病交流會上，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研究員吳延功就指出，H5N1雖然是毒力非常強的病毒，能快速致死宿主，但它的傳播能力不強。也就說，只要發現有帶毒雞，立即將其淘汰，就不會造成雞群大面積發病，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H5實施堅決撲殺的原因。但在中國，由于實行了免疫措施，大部分雞的體內都存在H5抗體，這就導致了雞帶毒但不發病，同時可以將病毒散播到整個雞群，等到病毒累計到一定數量才開始整群發病。
吳延功以白羽雞與蛋雞為例進一步說明疫苗使用的后果：白羽雞由于生長期太短，養殖戶往往對其不實行免疫，所以白羽雞體內不存在抗體。一旦有雞只感染，很快就死掉，不會或很難再傳染給其他雞，也不會造成雞群大量的死亡。而蛋雞由于打了H5疫苗，體內帶有抗體，使病毒在雞體的黏膜組織中大量存在，反而容易造成病毒的傳播，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整群發病。
秦卓明很贊同英國的家禽疫病防控政策——“補活不補死”。就是說，養殖戶如果在家禽出現禽流感的征兆時就及時上報并捕殺，政府會給予高額補償；但若等到疫病大規模爆發，已出現大量家禽死亡時再上報和處置，政府不僅不給予補償，還要處罰。他認為，這樣的辦法才能有效地激勵養殖戶及時上報疫情。
根據2004年財政部、農業部印發的《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經費管理暫行辦法》，禽流感撲殺的補助標準為雞、鴨、鵝等禽類每只補助10元，各地可根據實際情況對不同禽類和幼禽、成禽的補助有所區別。而在平時，三黃雞的市場價格是10元/斤左右，一只散養土雞的總價超過百元也屬正常。過低的賠償金，使得養殖戶往往更愿意將病死雞偷偷賣掉。這些死雞最終可能流向餐桌。